李大勇伸开手，指着一个个疤痕，“这个是我用刀扎的，这个是我用烟头烫的，这个是我砸墙砸的......抑郁症发作时，自残根本不知道疼啊！我还跳过楼，是妹夫拽住了我的腿，否则我就从六楼跳下去了。”
（一）那一年，他抑郁了
人生是一场未知的旅程，谁都不知道沿途会遇到什么风景。
大勇也曾经春风得意，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跟抑郁症扯上关系。2011年春节，大勇带着老婆孩子回东北过年，那一年他26岁，踌躇满志，正着手成立自己的公司，小家庭美满幸福，女儿刚满周岁，生活就像夏日的朝阳，看得见的灿烂和辉煌。唯一让大勇放心不下的是父亲，平时性格开朗的父亲，开始少言寡语，整日闷闷不乐，不爱出门。印象里，父亲不是这样的人啊！后来，他带父亲去省城检查，才知道父亲得了抑郁症，医生给父亲开了些药，父亲服药后有所好转。这次他带着孩子回来，就想让孩子的笑声为父母带来更多的欢乐，孩子是又一辈人，新的希望啊，有啥烦心事，看见孩子都会烟消云散的。
一天晚上，酒至半酣，叔叔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大侄子，你在北京可得努力啊，咱家人单力薄老受欺负。你家宅基地被抢走了，人家还拿着镰刀在你家门口骂街，把你爸气病了，咱也不能拿人家怎么样。你混好了，就没人敢欺负咱家了。”大勇这才知道父亲得病的起因，他气不过，要去找对方理论，被母亲拦下了，“你别去了，人家后台硬，咱告不赢的。” 可这口气他实在咽不下，“告不赢我就跟他们拼了，大不了鱼死网破，咱不受这个窝囊气！”母亲死死抱住他，“儿子，你有个三长两短，咱一家人可怎么过？”看看年迈的双亲和尚未断奶的女儿，他犹豫了，怎么办？大勇三天三夜没合眼，可是他不仅没想清楚该怎么办，反而抑郁了，父亲当初的症状开始在他身上出现。
（二）生不如死
只是，他的病情比父亲更严重。大脑混沌，语无伦次，情绪不受控制。
2012年2月，大勇去安定医院接受治疗，入院测试显示，他同时患有严重的抑郁症、精神分裂和躁狂症，“做到一半我把键盘都摔了，根本控制不了，暴躁的不行。”他的症状单纯靠药物已经无法控制，不得不依靠无抽搐治疗来抑制过于活跃的脑神经。几个月后，大勇症状暂时得到缓解，出院了。但是，生活再也回不到从前。他的状况时好时坏，状态好时，他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工作、生活；每当冬季和三四月份抑郁就会复发。他会莫名其妙陷入悲观、压抑中，觉得未来一片黑暗，没有一丝希望；烦闷，暴躁，用刀扎自己的手腕，也用烟头烫过，双手伤痕累累；还会不受控制地摔家里的东西、能砸的被他砸了一遍又一遍；连乖巧可爱的女儿想找他玩，也会被他一脚踢走......他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仿佛身体里住了一个魔鬼，张开血盆大口一点点吞噬掉生活中所有的美好。
清醒时，他对家人充满了深深的愧疚，年迈的父母还要因他担惊受怕；妻子除了照顾孩子，还要照顾他；最无辜的是孩子，她不知道爸爸病了，只知道爸爸变成了一个不敢随便靠近的猛兽，一不小心就会冲她咆哮怒吼，甚至打骂她，她生命才刚刚开始啊！ “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？” 他在心里问自己，但他也清楚，“抑郁症复发率很高，要做好长期与它共处的准备。” “我死了大家是不是都解脱了？”自杀也许是对家人最好的保护吧。他开始频繁做和死亡有关地梦，有一个阶段总是梦见跳楼，跳下去还没有着地，砰一下子就醒了。一个傍晚，他喝了一瓶酒，感觉这么活着真没意思，死了多好。突然，他推开窗户，想爬上去，被妹夫及时一把拽住他的腿，算是捡回一条命。死亡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实现，生不如死才是现实。
（三）遇见仁爱
持续服药，大勇每年有七、八个月比较正常，这期间他会尽量出去工作或参加社交活动，因为医生交代过，药物有一定治疗作用，但保持与社会的联结是必不可少的，精神疾病最终还要从精神上治疗。
2015年，大勇认识了几个朋友，他们在北京市仁爱慈善基金会助学部做志愿者。从他们那里，大勇了解到仁爱助学是帮助孤困儿童完成学业的，这些孤儿或类孤儿缺少父母的关爱，志愿者们每年会去家里看望他们，平时也会和他们保持联系，从心灵上给予陪伴和关怀。自幼心地善良的他觉得这是件好事，便主动要求跟大家一起助学。那年冬天，他终于如愿以偿，跟大家一起去定兴助学走访。
助学的路上，听说要去看望的孩子是孤儿，大勇想当然地觉得孩子一定很凄惨。当见到孩子时，他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，“他们非常积极乐观，学习成绩也很好，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很渺小，我虽说家庭背景一般，但工作、老婆孩子都还可以，为什么纠结在过去那点小事里出不来，老提不起劲呢？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内心很脆弱，不是这些孩子需要我，而是我需要孩子们，我从他们身上获得了力量。”那天的分享会上他热泪盈眶，忍不住写下了“是谁帮助了谁？又是谁感动了谁？......”
大勇的状态大家看在眼里，定兴助学回来后，时任顺平助学队长的孙靖博邀请他担任顺平助学团队的后勤负责人。大勇有些犹豫，因为无抽搐治疗，他的记性不太好，又是新志愿者，能把一个团队的物资管好吗？能安排好近百人两天的食宿吗？几位老志愿者鼓励他，请他放心，有大家在肯定没问题。
就这样被赶鸭子上架，他发现要完成一次走访，需要准备的东西真不少，他还真有些应付不过来，不是少了这个就是忘了那个，他忐忑不安。没想到不仅没人埋怨他，大家还都夸他做的好，有些志愿者悄悄的把脏活累活都干了，有些志愿者把他没考虑到的东西买好带过来，他考虑不周的地方大家主动做了补位。如果说第一次走访他被受助孩子的坚强乐观震撼，这次他则是被志愿的热情宽容感动，活是大家干的，功劳却归给了他，既给他历练的机会，又接纳他的不足。他的内心有一种温暖的力量慢慢升起。
2016年，他担任顺平助学队长，那时候他的抑郁症每年还会发作，依然每年有几个月不愿意出门。老队长孙靖博跟他说：“没事儿，你来吧，有啥需要我都会协助你。”除了靖博，几个关系不错的志愿者也会经常给他打电话，约他吃饭、聊天，集体活动大家也会邀请他参加。在大家眼里，他是一个有爱心、有担当的志愿者，不是一个抑郁症患者，他需要的是鼓励和支持，不是同情和怜悯。
有时候，赶上状态不好，大勇根本不想出门，但看到大家这么热情，对自己没有区别对待，他就咬着牙去参加。在快乐宽容的氛围中，他受到了感染，常常是拧拧巴巴地去，开开心心地回来。这些活动可以让他从封闭的空间里暂时走出来，情绪状态会好一阵子。
他开始喜欢参加助学部的活动，大家还一起学习传统文化，在经典的熏陶下，他内心宁静的时候越来越多，狂躁发怒的时候越来越少。
（四）反思成长
不知从哪天起，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：表面上看，父母被人欺负致使他生病，可那不过是个导火索而已。真正的原因是自己心量太小，说得更直接一点，是太自私了，快三十岁了，一直都只在乎自己舒服不舒服、高兴不高兴，在外面还能装一装，忍一忍，在家里从来不在乎家人的感受。这些年有话不能好好说，对妻子吆五喝六；对孩子也是完全看心情，心情好的时候怎么都行，心情不好时孩子没怎么犯错，就一顿臭骂，甚至一通暴揍；就连对待父母，不高兴时不是顶嘴就是挑难听的话说，语气生硬又冰冷。“当我只在乎自己的时候，怎么会快乐呢？内心总装着负能量，阳光温暖太少，遇到了坎儿很容易栽跟头。”他开始把别人的感受放在心上：开口说话时尽量保持平和，让别人听上去舒心；与人打交道，考虑别人的感受是什么、需要什么；遇事不顺利时，多思考哪些因素不具备，该缓则缓， 给自己也给他人留下回旋的余地；在家里，时常提醒自己做一个好丈夫、好爸爸、好儿子。在助学团队里，他也做了许多份外事儿：受助学生小臧的妈妈肝腹水住院，家里只有小臧和弟弟，大勇得知消息后，带上妻子赶到医院，与妇联和当地志愿者一起把小臧妈妈安顿好，临走又留下一个红包。受助学生晶晶的父亲去世，家里没有其他亲人可以依靠，晶晶打电话向志愿者求助，大勇听说后，撂下自己的工作就赶到晶晶家，帮忙料理后事。志愿者的孩子结婚，他知道了，也会赶过去祝贺。“关怀别人就要在人家最需要的时候赶过去，小臧和晶晶摊上的都是大事儿，她们还是孩子啊，没人帮根本扛过不去！晶晶父亲去世，她一直忍着没哭，那天我们赶过去，她抱着孙琴老师（一直关怀晶晶的志愿者）哭的撕心裂肺，情绪总算释放了，如果强撑着晶晶得憋出病来。我自己那点事儿跟这些生死大事比起来，都是小事。”把更多人放在心里，自己的心胸格局就变大了，计较的就少了，他发现自己快乐的时候越来越多，家里的氛围也越来越好，他的病复发频率和时间也日渐减少，一度他认为自己痊愈了。
（五）涅槃重生
2018年5月，大勇遭遇了最严峻的一次考验。
他和同学合伙承接了一个工程，工程进行到一半同学卷款跑了，他不能半路撂挑子，只得咬着牙四处借钱、刷信用卡把工程做完。因为这个项目，他至今还欠着外债。这件事给他很大的打击，朋友背叛、业主催工、举债度日，他又一次游走情绪崩溃的边缘。2018年6月，他参加助学活动时，突然浑身哆嗦，不得不回房间躺着。他仿佛看到抑郁症如鬼魅一般狰狞着对他说：“我又回来了。”绝望与恐惧如潮水一般涌上来，再次将他淹没。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了解情况后，语重心长地跟他说：“如果这个钱不是救命钱，你还能过得去，就放下吧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，别把自己再搭进去了。”几句话，如醍醐灌顶，让他茅塞顿开，钱没了可以再挣，抑郁症的泥潭他可不想再陷一次，放下还是纠缠，全在自己的一念之间。助学回来后，他撕掉了已经准备好的起诉材料，那一刻，他觉得无比轻松。“生病也罢、被骗也好，都是让我觉醒的，当我不再抱怨愤恨时，还有什么能伤害我呢？这一次，我可能是真的好了。”
如今，两年多过去了，大勇的抑郁症再也没有复发过，他的公司已经步入正轨，自己和家人的状态也越来越好。“在基金会做志愿者的这几年，让我把心打开了，这就是重生，是我的第二次生命。疫情过后，我会带着身边的同事、朋友一起来做志愿者。让他们也体会到服务他人的快乐和力量。”
山泉︱撰稿
千里芳草︱校对
隆群︱美编